草種產業最薄弱環節：良種繁育不足和轉化推廣滯后

目前，我國商品草種尚不能實現自給自足，園林綠化、草坪建設方面的用種基本依靠進口。北京林業大學草業與草原學院張鐵軍副教授說，我國草種產業的最薄弱環節不是技術問題，而在于良種繁育不足和轉化推廣滯后，所以迫切需要提高草種產業的商業化水平。

　　什么是商業化育種？商業化育種體系的核心是以滿足市場需求為目的，以企業為研發創新主體的工廠化育種體系。商業化育種具有市場化導向、專業化分工、高投入保障、高技術支撐等顯著特點。在商業化育種中，種子企業既是創新主體，更是投資主體。商業化育種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采用工廠化的組織形式，建立了育、繁、推一體化的發展模式，形成一套功能完整、銜接緊密的產業鏈條。

　　“商業化育種的特點可以簡單概括為，在一個公司或單位內部實現產學研的有機融合。商業化育種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張鐵軍告訴記者。

　　一是研發投入多元化、可持續。牧草育種周期長，培育一個新品種需要10年以上時間。我國的科研院所育種研發投入主要以政府項目資金為支持，執行期通常是3-5年，缺乏長期穩定的投入很難培育優良的品種。在商業化育種發達國家，研發投入來自企業、政府和協會等多方面。

　　二是研發體系分工明確。發達國家從事育種的機構包括科研機構、高校、種子企業等，形成基礎性研究與商業化育種的協同創新體系。例如，美國現有100多所大學、科研機構從事牧草和草坪草育種研究，主要開展種質資源收集保護、種質擴繁及鑒定、育種方法等基礎研究，為商業育種提供技術支持。種質資源和技術成果一旦適合商業化開發就會交給種子企業，逐步向種子企業轉移，服務于企業商業化研發，同時為企業培養研發人才。

　　三是育、繁、推一體化模式形成良性循環。“育繁推一體化”發展模式擁有“從上游技術研發、中游產品物化和下游價值實現”一套功能完整、銜接緊密的產業鏈條。企業通過這個產業鏈將潛在的科技創新轉化為現實的商業市場價值，實現利潤最大化，然后把一部分銷售收入再投入育種研發，推動科技創新。在此過程中，上游品種研發為下游推廣服務提供創新性技術產品，同時下游推廣服務將生產實際需求直接反饋到育種研發，及時優化調整研發方向，從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商業化育種不是僅由企業來主持育種科研項目和組織實施品種選育那么簡單。”張鐵軍說，歐美跨國種子公司不是突然實現商業化育種的，而是以全球種子市場為依托，經過較長時間殘酷的市場競爭，逐步地、自然地發育成熟的。商業化育種是一種機制，是一種組織管理的方式，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商業化育種的關鍵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如何協調和管理種業各環節之間的關系。商業化育種不是目的，提高草種的商業化水平才是目的。

　　商業化育種需要經過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我國商業化育種發展面臨的困境是多方面的，政府、企業、育種科技人員各有各的難處，包括缺乏充分的思想認識、缺乏完善的配套政策、缺乏育繁推一體化企業、缺乏成熟的種子市場。“嚴格地講，目前我國還沒有真正實現商業化育種的草種。因為，每個草種的主要育種單位都是科研院校，我國缺乏育、繁、推一體化的大型草種企業。如果以企業登記草種為標準，目前商業化育種比較多的草種主要有紫花苜蓿、鴨茅、多年生黑麥草、高丹草、高粱等10余個草種。”張鐵軍說。

　　以紫花苜蓿為例，其商業化運行主要包括企業訂購收購品種模式、企業自主育種模式和事企合作育種模式。其中，企業訂購收購品種模式是國內的普遍模式，政府是育種投入主體，由科研單位的科技人員育成品種，品種權歸科研單位所有，企業通過協議購買品種使用權，開展良種繁育和品種推廣。“目前，我國科學家培育的七大系列苜蓿品種都通過這種模式進行了大面積的推廣應用，取得了顯著的經濟、社會效益。”張鐵軍告訴記者，企業自主育種模式是國際商業化育種的主流模式，目前國內已有少數企業采取這一模式，培育了沃苜1號、赤草1號兩個育成品種。事企合作育種模式也是比較接近國際商業化育種的模式，目前國內主要圍繞引進品種的評價進行合作研究，也培育了甘農4號、甘農7號、涼苜1號等少數育成品種。

　　2011年以來，我國先后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關于深化種業體制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的意見》等一系列政策，指明了現代種業的發展方向。借鑒商業化育種發達國家以及國內水稻、玉米等大宗作物種業的成功經驗并結合我國草種業的現有基礎，張鐵軍建議，加快體制改革，明確責任分工，完善法律法規，制定扶持政策，逐步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育種體系，同時提高風險防范意識。

　　當前，我國正在加快推進現代種業發展，草種業發展面臨難得的機遇。張鐵軍說，商業化育種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必須深入調查分析，根據市場規律和科研體制改革進展，穩步推進。我們既要學習借鑒發達國家草種業以及其他大宗作物種業發展的有益經驗，更要結合我國草種產業的實際狀況積極探索，構建中國特色商業化育種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