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在追溯紅木的來源時，總會說起鄭和下西洋的故事。當時，鄭和與他的船隊去到了越南、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和蘇門答臘、斯里蘭卡、印度和非洲東岸，回程時將當地產的如小葉紫檀等作為壓艙木帶回了中國。因木質堅硬、紋理細膩，被國內的一些能工巧匠發現，做成家具供皇宮帝后們享用。
可當時是沒有紅木的概念，翻閱資料后我們了解到，民國趙汝珍《古玩指南》中有這樣的說法：“紅木為專門樹種紅酸枝。”今天來看， 這顯然也有它的狹隘性。即使是民國時期，一開始也只有海派家具將硬木家具統稱為紅木家具，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對紅木的概念是模糊的。屬于紅木范疇的木材有哪些？消費者糊里糊涂，甚至廠家也說不清楚。
產業要發展，標準需先行。1994年，上海紅木家具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曾發出正式函件，要求早日頒布執行《紅木》國家標準，讓紅木家具能有一個統一權威的說法；1997年， 林業部科技司給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木材工業研究所下達文件，要求他們制定一個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紅木》標準，此外，參編單位還有上海木材工業研究所、上海紅木家具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等，以及楊家駒等為首的資深專家。
有意思的是，在《紅木》國標起草過程中，發生了紅木史上有名的“胡楊之爭”。因為對“紅木”這一稱謂及所涉范圍有著極大的分歧，以楊家駒為首木材學家及以胡德生為代表的古典家具研究方面的專家分別以口頭及文字的形式亮出各自觀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本文不作詳細述說，但這場爭論為《紅木》國標的制定顯然是有極大的幫助。歷經三年時間，《紅木》國標GB∕T18107-2000在 2000年由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首次發布，同年8月1日起實施。至此，行業有了切實可行的紅木鑒別標準和依據。
在標準中對樹種和類別進行了規范，規定了5屬（紫檀屬、黃檀屬、柿屬、崖豆屬及鐵刀木屬）和8類（紫檀木類、花梨木類、香枝木類、黑酸枝木類、紅酸枝木類、烏木類、條紋烏木類和雞翅木類）33種木材為紅木。并對同種異名或同名異種的名稱進行了規范。對材質的鑒定主要依據是：木材結構（平均導管/管孔弦向直徑）、木材密度（含水量為12%時氣干材的密度），以及心材的材色作出了具體規定。
《紅木》國標的出臺，不僅讓消費更透明，遏制市場亂象，而且對規范紅木家具生產工藝、市場流通、適用材料等方面也能起到關鍵性作用，從長遠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紅木》國標執行起來并不那么容易， 有的企業重視，有的企業卻置若罔聞。更可悲的是，有些人無知地去炒作起紅木材料，只要掛上“紅木”二字的家具都賣得很好。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周京南接受《品牌紅木》采訪時曾說過，當前市場有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就是一些新引進的木材喜歡“攀高枝”，名稱非要往傳統的名貴紅木上靠，比如大葉黃花梨，它的外觀雖然和黃花梨顏色接近，但木性和海南黃花梨相差較大，商家為了給這種正式名稱為長葉鵲腎的木材“貼金”，給它冠以“大葉黃花梨”的名稱。
而這種樹種名稱混亂，以假充真的欺詐行為，擾亂了市場秩序，導致紅木家具行業在很長時間里都“緩不過來”，發展舉步維艱。另外，從產業外部環境看，隨著《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締約方大會的召開，《紅木》國標中的一部分原材進入國際管制范圍， 出口國加強管制，直接導致國內可使用紅木資源日益稀缺，無疑促成了《紅木》國標修訂工作的啟動。
2013年6月，《紅木》國標修訂工作正式拉開序幕，分別在中山、東陽、仙游等紅木產業基地舉辦了多場研討會，討論關于修訂利弊、增加樹種、紅木鑒定以及未來發展。而最終在2018年年初發布的GB∕T18107-2017《紅木》國標，共有29處變化，主要是對應國際標準略作技術性的修正和微調，并加上了樹種的管制保護信息。對于業界比較關心的“33 個樹種變29種”，在2018中國（大涌）紅木產業發展論壇中，《紅木》國標主要起草人、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木材工業研究所研究員殷亞方做出了回答：“此次的更改并非隨意，而是通過多種鑒定方式重新去確認這個變更。不過，樹種更改也只是合并同種不同名的樹種，都是不同時期、不同人對同一樹種的不同稱呼。此次標準只是把這些名稱統一，便于以后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