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戰略意義深遠，“碳達峰、碳中和”勢在必行

　摘要

　　1. 碳達峰是指全球或國家等主體的碳排放在由升轉降的過程中達到最高點。碳中和是指人為排放量與通過植樹造林，碳捕捉與封存技術等人為吸收匯達平衡。

　　2.三重內涵決定“碳達峰、碳中和”勢在必行?？茖W內涵即全球氣候變暖的確定性增強，減排控溫已刻不容緩；經濟內涵即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固定投資增速拐點顯現，城鎮化速率放緩，第三產業比重超過50％，經濟結構的深刻變革已然成為逐步與碳“脫鉤”的最大底氣；政治內涵：從國內視角看，“雙碳目標”與生態文明理念相契合；從國際視角看，“雙碳”是大勢所趨，我國是碳排放大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積極參與不僅體現大國擔當，且對提升國際話語權意義重大。

　　3.排放量大、“富煤”結構、碳源集中是我國碳排放的三大特征。我國碳排放年約占全球1/3，位列榜首，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7倍，而煤炭占比重過高（57.6％）是導致排放強度過高的重要原因。在碳源分布上，我國碳源主要集中在熱電（44.4％）、黑色（18.0％）、非金屬礦產（12.5％）、運輸倉儲（7.8％）和化工（2.6％）等行業，這五大行業合計占總碳排放的85.2％。

　　4.達峰不難中和難。根據我們的測算，實現2030年碳達峰毋需大幅度地降低排放強度，假定2030年前經濟保持5％的中性增速，單位GDP碳排放降幅維持在年化3.4％的水平即可實現達峰。由于時間緊迫，加之統籌協調經濟發展與碳減排難度大、新能源和碳捕捉碳存放技術不成熟等原因，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任務艱巨。

　　5.碳中和是系統性的能源革命。碳中和的“牛鼻子”是使用清潔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這就決定了未來要不斷發展風、光、核、氫等非化石能源，減少煤、油、氣等化石能源，并逐步通過電氣化將終端消費的碳減排上移至電力生產端。可預見，新能源汽車、儲能設施作為能源革命的一部分，也將會伴隨清潔能源技術的成熟而迅速發展。

　　碳達峰、碳中和從何而來

　　（一）什么是“碳達峰，碳中和”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一般性辯論時宣布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力爭在2030年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020年12月12日，習近平主席在氣候雄心峰會上進一步提出了中國國家自主貢獻新舉措，即到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資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能、太陽能發電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碳達峰是指全球、國家、城市、企業等主體的碳排放在由升轉降的過程中，碳排放的最高點即碳峰值。碳中和是指人為排放量與通過植樹造林，碳捕捉與封存（CCS）技術等人為吸收匯達平衡，狹義上指二氧化碳排放，廣義也可指所有溫室氣體排放。

　　（二）“碳達峰，碳中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

　　碳達峰，碳中和的本質是更高質量地可持續發展。盡管減少碳排放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符合全人類的利益，但是這一問題具有嚴重的負外部性，導致推進十分困難。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許多國家尚處于工業化階段或者工業化前的階段，經濟社會的建設與發展離不開廉價的化石能源，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無疑是限制了這些國家的發展。在此情況下，限制碳排放的私人收益（本國利益）小于社會收益（全人類的利益），這必然會導致發展中國家限制碳排放的意愿并不強烈。反觀以歐盟為主導的發達國家，早已實現了工業化進入了后工業化階段，碳減排相對更容易，也更符合本國利益。正是由于碳排放涉及到每個國家的發展權問題，從《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以來，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談判工作就一直處于激烈地博弈之中，全球氣候治理的科學問題也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

　　二氧化碳對于氣候變化的影響本身是一個科學問題，最早源自于法國科學家傅里葉的溫室效應理論，直到上世紀50年代，科學家雷維爾和蘇斯研究發現，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并不能被大自然全部吸收，才逐步地引起科學界的重視。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召開，這是第一次有各國政要、聯合國及國際機構組織參加的當代環境問題會議，環境議題從此走向國際社會的議程。隨著對全球環境認知的提升，1988年由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共同成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旨在全面、客觀、公正和透明地對氣候變化科學知識的現狀，氣候變化對社會、經濟的潛在影響以及如何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可能對策進行評估。IPCC的成立標志著氣候變化問題開始進入國際政治議程（馬建英，2011）。

　　從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簡稱《公約》）明確要控制二氧化碳濃度開始，全球氣候變化治理開始進入談判階段。談判主要圍繞圍減排目標、減排時間表及減排義務如何劃分等細則展開，達成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協議?？傮w來看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95到2005年，達成了里程碑式協議《京都議定書》。1997年達成的《京都議定書》明確了39個發達國家2008-2012年的減排任務，即在1990年碳排放的基礎上減少5.2％。作為《公約》之后第一個達成的行動方案，經歷了復雜而艱難的博弈，從談判到生效長達10年，2005年《京都議定書》終于生效。

　　第二階段：2005-2010年，談判進展緩慢，達成了“巴厘路線圖”和《坎昆協議》兩份重要成果。2005年底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締約方大會正式啟動了2012年后的議定書二期減排談判，主要是確定2012年后發達國家減排指標和時間表。2007年底確定的“巴厘路線圖”確定了二期減排談判和公約長期合作行動談判并行的“雙軌制”。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各國由于在誰先排放、怎么減排，誰先減排、資金提供、技術轉讓等多個領域分歧較大，最終并沒有達成一致協議。在2010年墨西哥坎昆締的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要求重新解釋“共同但有區別責任”，旨在加速二期減排和公約長期合作行動談判的“并軌”，招致發展中國家強烈反對，經過激烈談判最終通過了《坎昆協議》。整體上看，協議匯集了“雙軌制”談判以來的共識，基本上維護了“雙軌制”談判方式，增強了多邊談判機制的信心。

　　第三階段：2011-2015年，達成了里程碑式的《巴黎協定》，確定了2020年后的國際氣候制度。協定制定的核心目標是在21世紀末將全球的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較工業化前水平之上2℃以內，并通過加強合作爭取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1.5℃以內。由于《巴黎協定》秉持了美國奧巴馬政府在哥本哈根談判中所確立的“自下而上”的行動邏輯，不再強調區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而是由國家自身發展情況自主決定國家貢獻，因此贏得了最為廣泛的共識。截止2020年已經有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締約，是繼《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之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議。人性自主的履約機制提升了各個締約方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積極性，增強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信心。

　　第四階段：2016年至今，《巴黎協定》達成之后的歷屆全球氣候變化大會主要就具體規則如何細化和落實進行碳排。2018年在波蘭卡托維茨舉辦的氣候變化大會上，就《巴黎協定》中涉及的自主貢獻、減緩、適應、資金、技術、能力建設、透明度、全球盤點機制等方面的相關機制和細則達成了共識，但是有關《巴黎協定》的第六條款中涉及國際碳交易市場運作的相關細則，至今仍未達成一致。

　　為什么要“碳達峰、碳中和”

　　要回答為什么要實施“碳達峰、碳中和”，就要深刻理解“碳達峰、碳中和”的三重內涵，即科學內涵、經濟內涵和政治內涵。

　?。ㄒ唬┛茖W內涵：氣候變暖確定性強，減排控溫刻不容緩

　　全球氣候變暖在科學上的確定性增強，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氣候變暖變得日益迫切。近百年來，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特征是變暖，從人類開始工業化以來，由于煤、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的廣泛使用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升高，溫室效應使得全球氣候變暖。2019年全球大氣中主要溫室氣體CO2、CH4（甲烷）、N2O（氧化亞氮）的平均濃度分別較工業化前增加了48％、160％和23％，眾多科學理論和模擬實驗也在驗證溫室效應理論的正確性，更多研究證據表明人類活動是全球氣候變暖和極端溫度事件的主要原因。由圖表2可知，目前全球的平均溫度較1850年的工業革命初期上升了近1℃，且平均氣溫上升的速率明顯提升。就我國氣候變化的情況來看，近百年以來，我國地表溫度顯著上升，上升速率明顯加快，北方冬春增暖趨勢明顯。除此之外，氣象數據顯示1950年以來，我國極端降水明顯增加增強，極端天氣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

　　氣候變化給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嚴重威脅。全球氣候變暖導致冰川與凍土消融，影響下游大河的徑流與水質，破壞了水資源系統的正常循環。氣候的變化給農業生產造成不利影響，擾動農作物的產量與品質，導致農業生產成本增加。極端天氣事件頻發，如洪水、干旱與森林火災等更是對人類正常的生產生活產生嚴重沖擊，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2018年IPCC 《全球1.5℃增暖特別報告》指出，全球升溫1.5℃將對陸地海洋生態、人類健康、食品安全、經濟社會發展等產生諸多風險，如果全球升溫2℃，風險將更大。總而言之，日益嚴峻的氣候變化形勢正在威脅著人類社會系統的穩定性，阻礙了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通過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ǘ┙洕鷥群汗I化步入后期，發展與“碳”漸脫鉤

　　中國已處于工業化后期并逐步向后工業化階段邁進，具備了實現“雙碳目標”的底氣。全球氣候治理是科學問題，但歸根結底是發展問題，碳排放權關乎國家的發展權。長期以來，全球氣候治理事務由歐洲后工業化國家引領和推進，由其主導的減排方案也勢必基于本國后工業化階段的基本國情。反觀中國，在現階段提出“雙碳目標”的承諾也與本國的基本國情密切相關。

　　首先，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的拐點已經出現。進入工業化革命以來，依賴化石燃料的能源革命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人類生產力?；厮莺蠊I化國家的發展史可知，在工業化城鎮化階段，圍繞基礎設施、建筑及工業設備產生了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建設所需的鋼鐵、水泥、電解鋁等材料需要消耗大量能源，造成了大量的碳排放，而到了后工業化階段，經濟的主要貢獻開始轉向以消費為主的第三產業，對能源消耗量也自然降低。對照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同樣由于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開發為主的固定資產投資對拉動經濟增長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基礎設施的日益完善，城鎮化率增速放緩，固定投資的需求也趨于減少，依賴粗放地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

　　如圖表4所示，全社會固定投資總額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快速的增長，基本保持著兩位數以上的增速，占GDP的比重也一路攀升，2015年固定投資比例一度達到81.25％，而后固定投資總額增速與占其占GDP的比重，雙雙出現下滑，2019年、2020年固定投資總額增速出現負增長。很顯然，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拐點已經顯現。再如圖表5所示，我國的人口的城鎮化率已于2019年突破60％，城鎮化的速率已經出現明顯的放緩，無論是未來城鎮化的空間還是城鎮化的增速均十分有限。因此，我們認為在當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源于中國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

　　其次，第三產業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力。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我國的產業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GDP的比重近年來開始持續下降，2012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45.5％，首次超越第二產業的比重（45％），而后比重進一步持續性上升，2020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達54.53％。按照發達國家的發展規律，一般進入工業化后期或者后工業化階段，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將成為經濟的支柱產業，整個社會對能源消費的依賴將會相對降低，單位碳排放亦將逐步降低。對照中國當前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顯然也正在朝低碳這一方向發展。

　　中國當前處于工業化后期向后工業化過度的階段，已經具備了低碳發展的潛力。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中國的人均GDP為人民幣72447元，按全年平均匯率折算為10504美元；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超過54.53％，超越第二產業的37.80％；2020年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60％（2019年城鎮化率60.6％），綜上指標對照工業化階段的標準，可以判斷，我國當前大致處于工業化后期，正逐步地向后工業化階段邁進。從后工業國家的發展規律來看，工業化中期階段，主導產業通常為資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的重工業，如鋼鐵、水泥、電力；到了工業化后期，主導產業則逐漸轉向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如汽車、裝備制造和交通運輸業；后工業化階段，主導產業則主要表現為以金融、教育、信息、醫療等服務業為主。顯然，從工業化后期開始，對于碳（能源）的消耗將開始出現下降。

　　我們從中美碳排放數據的演變可以發現：盡管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開始碳排放的增速已逐步地下降，但是排放量一直到2007年才碳達峰，實際上美國正是在彼時基本完成了工業化，而后進入后工業化時代。中國當前大致處于工業化后期，二氧化碳排放占世界排放量將近30％，與20世紀60年中后期的美國較為相似，對比美國的發展經驗，中國未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占比有望逐步降低，并穩步實現碳達峰。

　　（三）政治內涵：抓生態文明建設，做負責任大國

　　從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 "雙碳目標“是踐行生態文明理念的重要抓手。生態文明建設是“五位一體”發展理念的重要方面。近年來，“美麗中國”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貫穿政策始終，本屆政府尤為重視生態文明建設。2021年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會議上提出，將“雙碳目標”納入生態文明的總體布局，足見政治定位之高，決心之大。碳達峰、碳中和意味著未來的發展將逐漸與碳“脫鉤”，倒逼新一輪能源革命與經濟結構升級，提高發展的質量，這與我們的綠色發展理念相契合。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計劃將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時間節點來看，“雙碳目標”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相吻合，本質上來看，“雙碳目標”本身就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實現美麗中國目標的必由之路，不是別人要求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必須要做的事情。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從參與者向引領者蛻變，主動擔負大國責任，對于樹立大國形象，提升全球氣候治理的話語權有重要意義。中國積極承擔大國責任與有利的國際背景分不開。一方面，《巴黎協定》兼顧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這是各國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基石。氣候治理的本質是發展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讓中國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長期的高碳排放量給中國發揮引領表率作用造成了消極的影響。長期以來，以歐盟為核心的發達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事務中發揮著引領作用，導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的博弈中一直處于被動地位?！栋屠鑵f定》重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并由國家根據自身情況自主確定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目標，這一協議更多地兼顧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它的達成與生效代表著全球氣候治理形成了最為廣泛的共識，極大地調動了全球各國參與氣候治理的積極性。《巴黎協定》顯然也符合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這是我們主動參與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基礎。根據英國The Energy and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的統計，國際上已經有的126個國家和地區以立法、法律提案以及政策文件等形式提出碳中和的目標。

　　另一方面，中國作為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作用舉足輕重。近年來，英國脫歐，歐盟領導力下降，美國政府退出《巴黎協定》，加之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沖擊，全球氣候治理領導力嚴重缺位，正是在這樣的戰略機遇窗口，中國堅定地提出了“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這一積極行動不僅有助于主動把握國際輿論和博弈的主動權，也有助于樹立負責任大國的積極形象，為國內的經濟社會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國家主導型國家，中國政府首腦一旦承諾承擔何種責任或義務，通常會積極制定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巨大的合力，加速落實兌現承諾。反觀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則是社會主導型為主，一項政策的落實通常需要平衡內部的利益紛爭與博弈，決策效率低下，多黨制輪流執政，代表利益不同，執政理念不同，都會導致政策反復，執行力大打折扣（馬建英，2011）。例如，美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態度隨著執政黨的更迭搖擺不定。早在克林頓執政期間態度積極，簽訂了《京都議定書》，小布什執政后便退出了該協議；而后在2008年奧巴馬入駐白宮后，態度又轉向積極，多次強調要促使美國成為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領導先鋒，而且在任期內簽訂《巴黎協定》；然而特朗普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之后，當即退出《巴黎協定》，2021年拜登上臺后，美國再度重返《巴黎協定》。

　　國內碳排放現狀如何

　　（一）碳排放居世界首位

　　碳排放總量大，碳排放強度高。從碳排放的貢獻度來看，英國石油公司（BP）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2019年碳排放98.25億噸，約占全球碳排放量的29％，位列全球之首；從碳排放強度來看，2019年我國創造了全球約16.27％的GDP，但是一次能源消費約占全世界的24％，碳排放達到了29％，顯然，碳排放強度比較高，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測算，我國單位GDP的能耗約99焦耳/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7倍，單位GDP碳排放0.69千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7倍，碳排放強度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富煤貧油”導致碳強度高

　　煤炭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遠超其他國家。2019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化石能源的占比為85.1％，美國為83.3％，歐盟和日本分別為74.1％和87.4％，可見化石能源依舊是各國消費主力，各國之間的差異并不大。但是對比化石能源的消費結構不難發現，我國的煤炭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為57.6％。對應地，美國為12.0％，歐盟和日本分別為11.2％和26.3％。相比較而言，歐美與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石油與天然氣消費占據了一次能源消費的主要位置。

　　我國煤炭的消費主力在電熱行業，而煤炭的碳排放強度遠高于油氣能源。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我國煤炭消費中占比最大的是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占比高達48.1％；其次是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占12.2％；黑色金屬冶煉占7.4％，煤炭采選占6.1％，化工和有色金屬冶煉分別占5.9％與5.5％。上述六個行業的煤炭消費占到了煤炭總消費的85％。對比歐美日本的電力來源，可明顯發現我國的電力供應主要是煤電，而美國、歐盟和日本的電力供應中使用了大量的天然氣與核能。

　　圖表16列舉了不同化石能源熱值與碳排放情況，將天然氣的碳排放強度標準化為1，可以看到，焦炭與原煤的碳排放強度分居一二，分別是油田天然氣的1.81和1.64倍，也遠高于原油、氣油、柴油等其他石油能源。由此可見，我國碳排放強度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煤炭占化石能源消費的比重過高。

　　（三）高耗能行業是我國的主要碳源

　　發電、制造建筑與交通運輸是我國三大主要碳源。根據國際能源署的統計，發電與供熱、制造與建筑、交通運輸三大領域占據了我國89％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發電與供熱占51％、制造與建筑占28％、交通運輸占10％。這意味著未來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就要著力在上述三個重點領域進行變革。

　　從細分行業看，電力、黑色、非金屬礦產、運輸倉儲與化工是我國碳排放的前五大行業。具體來看，生產和供應電力、蒸汽和熱水行業占碳排放的44.4％，位居第一；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占18.0％次之，非金屬礦產和運輸、倉儲、郵電服務分別占12.5％與7.8％，分居三、四位；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占2.6％，位列第五，這五大行業合計碳排放約占總排放的85.2％。可以預見的是這些行業將是未來碳減排的主攻方向，最易受到政策調控的沖擊。

　　如何實現“雙碳”目標

　　（一）碳減排一直在路上

　　減排成果顯著，如期兌現承諾?；厮輾v史可知，我國單位GDP碳排放量呈現長期顯著下降的趨勢。這不僅源于中國經濟結構的深刻變革、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以及能源消費結構的優化，還有近年來節能減排政策的推動。2009年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中國政府承諾爭取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的一次能源比重達15％。而后碳排放被相繼寫入“十二五”“十三五”規劃。根據《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行動2019年度報告》顯示，我國已經在2018年底提前兌現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的承諾。

　　（二）2030年達峰不太難

　　保持3.4％的年減幅，或可順利實現碳達峰。如要到2030年兌現單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低65％的承諾，根據不同的經濟增速，我們可以倒推計算出兌現減排承諾所需的年碳排放增速，具體如下公式所述，其中r與g分別是未來10年碳排放和GDP的年化增速。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不斷放緩，但依然保持著6％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水平，從經濟發展潛力來看，我國仍有希望保持中高速的增長水平。我們將未來10年經濟的年化增速設定為6.0％、5.5％、5％、4.5％與4.0％五種情形，測算出實現碳達峰和減排目標所能承受的最高碳排放增速，具體情況如下（見圖表20）：

　　情形1：在經濟增速特別樂觀的情況下，2020-2030年的年化增速假定為6.0％，那么碳排放的潛在年增速要低于2.40％；

　　情形2：在經濟增速比較樂觀的情況下，2020-2030年的年化增速假定為5.5％，那么碳排放的潛在年增速要低于1.90％；

　　情形3：在經濟增速保持中性的情況下，2020-2030年的年化增速假定為5.0％，那么碳排放的潛在年增速要低于1.44％；

　　情形4：在經濟增速比較悲觀的情況下，2020-2030年的年化增速假定為4.5％，那么碳排放的潛在年增速要低于0.95％；

　　情形5：在經濟增速特別悲觀的情況下，2020-2030年的年化增速假定為4.0％，那么碳排放的潛在年增速要低于0.45％。

　　過去5年，我國碳排放年增速為1.7％，單位GDP碳排放的年增速為-3.9％；過去10年的碳排放年增速為1.9％，單位GDP碳排放的年增速為-4.5％。如前文測算，在經濟保持以5.0％的中性增長速度，那么未來10年每年的碳排放增速要低于1.44％，在此情形下，單位GDP碳排放的增速為-3.4％，即可兌現承諾。這意味著兌現承諾所要保持碳排放增速較過去僅需再降低0.45％，單位GDP碳排放需降低-0.5％。顯然，與過去5年甚至10年的碳排數據相差無幾，因此，我們認為兌現碳達峰承諾的難度并不大。

　　根據不同經濟增速下既定的碳排放增速，我們模擬了單位GDP碳排放和碳排放到2030年恰好實現碳達峰的可能路徑（圖表21）。直觀上來看，2021年至2030年實現碳達峰所需要的單位碳排放的下降速度與過去幾年相當，實現碳達峰的增速路徑在很小的區間，可見毋需大幅地降低碳排放強度亦可順利在2030年達峰。“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明確提出，要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這意味著年化增速為-3.9％，實際上恰好與過去5年的減排強度保持一致。

　　提前碳達峰必然以經濟承受能力為前提，考慮碳減排政策的強度時，要明確經濟發展的優先級要高于碳達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出，到2035年我國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意味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要比2020年再翻一番，根據“拇指法則”，未來15年需要保證年增速4.67％左右的水平才能達到。盡管“雙碳目標”極為重要，減排政策大概率還是會在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前提下制定。

　　（三）2060碳中和任務重

　　用更短的時間，走更長的路。許多歐美國家早已經實現了碳達峰，如英國、法國與德國早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實現碳達峰，美國、日本也分別于2007、2008年碳達峰，這些國家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大致有50-70年的過渡期。相比之下，我國目前還尚未實現碳達峰，我們承諾到2030年實現碳達峰，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就意味著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大約只有30年的時間，用一半時間走完相同的路，我國的“碳中和”之路可謂時間緊任務重，兌現承諾就要跑步前進。

　　要充分發展，還要足夠低碳。我國目前還尚未完成工業化與城鎮化，人均GDP才剛剛邁過1萬美元的門檻，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經濟社會發展的很多領域對高碳產品依然有很大的需求。而發達國家早已完成工業化和城鎮化，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發展對于碳排法的依賴度較低。當前，我們既要解決社會發展不充分的問題，還要兼顧“雙碳目標”，無疑增加了實現經濟社會目標的難度系數。如何統籌協調社會經濟發展目標與“雙碳目標”，難度較大。

　　安全廉價穩定的可替代能源尚未出現。如前所述我國的一次能源消費中，化石能源的占比高達85.1％，而其中碳排放強度最大的煤炭，消費占比高達57.6％。放眼全球，化石能源依舊是一次能源消費的主流，即使是清潔能源消費走在前列的歐盟，2019年化石能源消費占比也高達74.1％。我國的能源體系要在30年的時間內置換掉85％的化石能源，難度不言而喻。要實現碳中和必然要依賴于碳捕捉、碳儲存技術的進步，抑或是用經濟的清潔能源來替代化石能源，直至目前，廉價而有效的能源技術還尚未出現。

　　（四）加減“乘”“除”多管齊下

　　碳中和的本質是一場系統性的能源革命，需要多措并舉。盡管二氧化碳排放涉及領域廣泛，但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源頭主要集中在能源領域，因此“牽牛要牽牛鼻子”，走向“碳中和”的主要阻礙就是如何用清潔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具體地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革新。

　　首先，在清潔能源方面做加法，逐步加大風電、光伏、氫能、核能等清潔能源的投資，提升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比重，努力實現能源轉型。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上提就出到2030年我國風電、光伏發電的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根據國家發改委能源所的預計，到2050年我國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有望達到80％。

　　其次，在化石能源領域做減法，一方面通過清潔能源進行能源替代，減少化石能源使用，另一方面還要不斷地提升化石能源的使用效率，并通過碳捕集和碳儲存的方式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排放。

　　再次，推動新能源汽車的發展與普及。按照碳中和的推進路徑，未來會率先在電力部門實現碳的負增長，那么終端消費部門使用電力代替油氣作為動力，就能夠實現碳減排，推動新能源汽車的普及將是碳中和的重要方面。

　　最后，加大儲能設施的建設。隨著風電、光伏裝機容量的上升，大規模使用風電和光電必然需要大量儲能設施做配套，就需要提高電力的使用效率，保證電力的平穩供應。